中医药攻克肝纤维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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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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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是指各种慢性肝病向终末期肝硬化发展过程中必经的病理过程,患者数量庞大。一个人只要患有慢性肝病,必然伴有肝纤维化,如不及时治疗将持续发展,直到引起肝硬化乃至死亡。调查显示,肝硬化占据国际上疾病死亡病因的第六位。基于肝纤维化带来的危害之重,国际现代肝脏病学的奠基人汉斯·鲍勃曾指出:“谁能预防和治疗肝纤维化,谁就能治愈大多数慢性肝病。”
在国际上,“肝纤维化”一直是不可解的世界性医学难题:20世纪80年代前,肝纤维化被公认为“不可逆转”;20世纪90年代起,病理学研究的进展提示肝纤维化“可逆”,但临床治疗一直束手无策。
而历经上海中医药大学三代中医专家20余年不懈努力的“扶正化瘀法在肝纤维化治疗中的应用及相关基础研究”,以及专利新药“扶正化瘀胶囊”的研制成功,为这一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该研究项目因此荣获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月25日,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研究参与者徐列明教授对记者说:“研究的结论和扎实的现代临床实验手段,不仅得到国内同行的公认,而且引起了国际肝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时间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已故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家王玉润从事血吸虫病肝硬化的防治时,注意到中医药的显著疗效,1979年获得国家相关课题资助,从此开启了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研究。随后,王玉润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中国首批中医博士刘平从导师手中接过“接力棒”,以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为依托,系统性的规模化研究正式展开。
然而,中医药虽然对肝硬化的记载颇多,但对肝纤维化并无认识,更没有现成的中医文献可供借鉴。要使研究进行下去,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肝纤维化作为病理学诊断,中医病机是什么?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疗效如何与国际相关判断标准结合?中药复方复杂,如何剖析配伍机制?
显然,面临的挑战性前所未有,而且又在现代医学对肝纤维化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传统中医药能行吗?对此,许多西医认为这是痴心妄想。在申请一项科研基金资助时,就因一位评委指出“肝纤维化在国际上已有结论不可逆转,这种研究没有前途”,而被拒绝。同时,由于刘平等较早地坚持把传统中医药思想与现代医学科学方法相结合,不少中医认为他是中医西化、背离辨证施治的核心。面对西医、中医的双重压力,刘平咬咬牙,率领研究团队迎难而上。
20多年过去了,课题组坚持中医“辨证”和科学“求证”相结合,立足临床实践,率先提出肝纤维化“正虚血瘀”的中医病机假说,以“扶正化瘀”为中医治法,采用国际认同的肝组织纤维化分期“金标准”进行检验,经过“复方―――单药―――复方”、“临床―――实验―――再临床”的反复求证过程。研究最终揭示了扶正化瘀方药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理,阐明了其组方原理和物质基础。5个中心600多例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扶正化瘀胶囊”对肝纤维化的总有效率为74%,明显逆转率达52%以上,对肝功能改善的总有效率为74.1%,明显优于对照组。
该项目在参选国家科技进步奖时,专家推荐意见这样评价:
“该项目在理论、技术、研究思路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的创新和突破”,技术水平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正虚血瘀”的理论假说丰富了中医理论,推动了中医肝病学科的发展;“扶正化瘀”治法有效逆转肝纤维化,成为中医药临床的一大特色优势,也为世界肝病治疗学作出巨大贡献;“辨证”和“求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实验方法,对中医药现代化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不仅如此,让刘平他们自豪的还有该研究20年来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上世纪80年代起,中医“扶正化瘀”治法的提出,带动了我国抗纤维化中药的开发热潮;90年代中期后,课题组对中药内在作用机制的独创性研究和实验方法,推动了国内中医药基础研究的深入;项目组在国内外发表论著85篇,SCI收录13篇,27篇论文被引用75次,成果被10余部专著引用;项目组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主持相关国家级课题18项,培养了25名博士、20余名硕士,4名博士后出站,6名博导从中诞生;“扶正化瘀胶囊”在上海和香港多家医院试用10多年,深受患者欢迎,每年来自韩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百余名患者前来就诊配药。
2002年中药复方“扶正化瘀胶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新药证书。评审专家认为,该药与国外仅有的抗肝纤维化注射用γ干扰素相比,明显逆转率高、无副作用、服用方便;与国内同类药物相比,既有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和组方特色,又有扎实、可验证的现代科学实验依据,疗效显著而可靠。研究还显示,除了肝纤维化,该新药对肺、肾等其他脏器的纤维化,也有一定的治疗前景。目前,该药已由上海现代中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应用指纹图谱质量控制等现代中药新技术,进入产业化生产阶段。
一项世界性医学难题就此被中医药攻克,无数肝病患者从此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据统计,目前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1.2亿,慢性乙肝患者约3500万,加上慢性丙肝、脂肪肝、血吸虫病、免疫性肝病等,构成了庞大的肝纤维化患者群。国外肝纤维化患者的数量也相当大。“我国是慢性乙肝高发区,一想到能使那么多患者受益,重享生活的美好,我们就很欣慰。”同样自始至终参与项目研究的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胡义扬教授表示,“更深入地进行临床应用与研究,推动中医药现代化,造福更多患者,我们的工作远没有结束。”
在国际上,“肝纤维化”一直是不可解的世界性医学难题:20世纪80年代前,肝纤维化被公认为“不可逆转”;20世纪90年代起,病理学研究的进展提示肝纤维化“可逆”,但临床治疗一直束手无策。
而历经上海中医药大学三代中医专家20余年不懈努力的“扶正化瘀法在肝纤维化治疗中的应用及相关基础研究”,以及专利新药“扶正化瘀胶囊”的研制成功,为这一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该研究项目因此荣获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月25日,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研究参与者徐列明教授对记者说:“研究的结论和扎实的现代临床实验手段,不仅得到国内同行的公认,而且引起了国际肝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时间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已故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家王玉润从事血吸虫病肝硬化的防治时,注意到中医药的显著疗效,1979年获得国家相关课题资助,从此开启了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研究。随后,王玉润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中国首批中医博士刘平从导师手中接过“接力棒”,以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为依托,系统性的规模化研究正式展开。
然而,中医药虽然对肝硬化的记载颇多,但对肝纤维化并无认识,更没有现成的中医文献可供借鉴。要使研究进行下去,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肝纤维化作为病理学诊断,中医病机是什么?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疗效如何与国际相关判断标准结合?中药复方复杂,如何剖析配伍机制?
显然,面临的挑战性前所未有,而且又在现代医学对肝纤维化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传统中医药能行吗?对此,许多西医认为这是痴心妄想。在申请一项科研基金资助时,就因一位评委指出“肝纤维化在国际上已有结论不可逆转,这种研究没有前途”,而被拒绝。同时,由于刘平等较早地坚持把传统中医药思想与现代医学科学方法相结合,不少中医认为他是中医西化、背离辨证施治的核心。面对西医、中医的双重压力,刘平咬咬牙,率领研究团队迎难而上。
20多年过去了,课题组坚持中医“辨证”和科学“求证”相结合,立足临床实践,率先提出肝纤维化“正虚血瘀”的中医病机假说,以“扶正化瘀”为中医治法,采用国际认同的肝组织纤维化分期“金标准”进行检验,经过“复方―――单药―――复方”、“临床―――实验―――再临床”的反复求证过程。研究最终揭示了扶正化瘀方药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理,阐明了其组方原理和物质基础。5个中心600多例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扶正化瘀胶囊”对肝纤维化的总有效率为74%,明显逆转率达52%以上,对肝功能改善的总有效率为74.1%,明显优于对照组。
该项目在参选国家科技进步奖时,专家推荐意见这样评价:
“该项目在理论、技术、研究思路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的创新和突破”,技术水平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正虚血瘀”的理论假说丰富了中医理论,推动了中医肝病学科的发展;“扶正化瘀”治法有效逆转肝纤维化,成为中医药临床的一大特色优势,也为世界肝病治疗学作出巨大贡献;“辨证”和“求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实验方法,对中医药现代化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不仅如此,让刘平他们自豪的还有该研究20年来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上世纪80年代起,中医“扶正化瘀”治法的提出,带动了我国抗纤维化中药的开发热潮;90年代中期后,课题组对中药内在作用机制的独创性研究和实验方法,推动了国内中医药基础研究的深入;项目组在国内外发表论著85篇,SCI收录13篇,27篇论文被引用75次,成果被10余部专著引用;项目组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主持相关国家级课题18项,培养了25名博士、20余名硕士,4名博士后出站,6名博导从中诞生;“扶正化瘀胶囊”在上海和香港多家医院试用10多年,深受患者欢迎,每年来自韩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百余名患者前来就诊配药。
2002年中药复方“扶正化瘀胶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新药证书。评审专家认为,该药与国外仅有的抗肝纤维化注射用γ干扰素相比,明显逆转率高、无副作用、服用方便;与国内同类药物相比,既有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和组方特色,又有扎实、可验证的现代科学实验依据,疗效显著而可靠。研究还显示,除了肝纤维化,该新药对肺、肾等其他脏器的纤维化,也有一定的治疗前景。目前,该药已由上海现代中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应用指纹图谱质量控制等现代中药新技术,进入产业化生产阶段。
一项世界性医学难题就此被中医药攻克,无数肝病患者从此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据统计,目前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1.2亿,慢性乙肝患者约3500万,加上慢性丙肝、脂肪肝、血吸虫病、免疫性肝病等,构成了庞大的肝纤维化患者群。国外肝纤维化患者的数量也相当大。“我国是慢性乙肝高发区,一想到能使那么多患者受益,重享生活的美好,我们就很欣慰。”同样自始至终参与项目研究的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胡义扬教授表示,“更深入地进行临床应用与研究,推动中医药现代化,造福更多患者,我们的工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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