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名肝移植受者武汉建联谊会 抱团取暖自助助人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群体，都直面过死亡，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曾接受过换肝手术。孤独让他们走到一起，彼此鼓励。去年10月，他们成立了武汉肝移植受者联谊会(简称“肝友会”)，会员已有47人。

　　他们笑称自己都不是“原装”的了，一场风险极高的手术能被如此调侃，需要多少乐观精神支撑？昨日，肝友会筹建倡导者周源康(化名)说：“经历过生死浩劫后，我们需要寻找活下去的信心，我们抱在一起，给彼此力量。”

　　“在各种孤独中间，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　　——巴尔扎克

　　孤独让他们走到一起

　　昨日（7日）下午，武昌余家湖周源康的家中客厅内，18个人兴致勃勃地打电子网球。

　　老周说，前晚只是在肝友会QQ群上随便召集了一下，没想到这么多人响应——前两天，他的儿子给他买了部健身游戏机，他觉得很实用，便邀请大家来家中体验。

　　周源康今年51岁，2008年12月，他因急性肝衰在武汉同济医院进行换肝手术。对于这个手术，他唯一的了解就是演员傅彪。傅彪换了2次肝，8个月后还是辞世。在家人的坚持下，他接受了移植。手术前，他安排好了后事。“走出鬼门关，我非常欣喜。”周源康说，出院后，他最希望了解的信息就是如何能让自己活得更长一些。他在网上查阅资料，希望能找到一些与他经历类似的病友，亲耳听听他们的感受，亲眼看看他们的生活。

　　由于医生交代，移植手术后半年内不能随便外出严防感染，周源康长期关在家中，非常寂寞。直到去年6月初，他平静的QQ上有人加他为好友。对方告诉他，自己叫唐恕涛，58岁，家住徐东，做肝移植手术已有3年。

　　这让周源康感到振奋，唐恕涛也表示愿意多结识病友。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英东游泳馆见面，唐恕涛还联系上他认识的另外3个病友一起过来。

　　5人游完泳，共进晚餐，商定建立肝友会，把大家都联络起来，以便互相交流、互相鼓励。

　　“痛苦能够毁灭人，受苦的人也能把痛苦毁灭。”　　——贝多芬

　　联系肝友的过程非常痛苦

　　5人中，有人在住院时曾留过病友电话，他们通过这些病友再去寻找其他的肝移植受者。到了去年7月，他们已经联系上10位肝友。他们找到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邀请医生魏来担任联谊会会长。作为华中地区唯一一家可以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医院，华中地区所有的肝移植受者几乎都在同济医院接受移植。魏来答应了。

　　去年7月13日，湖北肝友联谊会筹备会在大悟举行。参加完筹备会，魏来非常感动，回医院后，他提供了所有肝移植患者的名单，共有200多人。

　　拿到名单后，大家很开心，按照移植年份，大家决定分头联系。然而，联系肝友的过程却很痛苦。

　　34岁的陈剑6年前做了肝移植，他负责联系2003年做手术的病友。“打了几个电话，心理上就受不了了。”陈剑说，电话的那段，有的称“停机”、有的是家属接的称“人已经没了”，还有的家属在电话那端嚎啕大哭……

　　几个负责联系的成员决定改用短信联系。“每个短信回过来，我们兴奋不已。等了两天不回电话的，我们不甘心，还是打了过去。”

　　200个联系方式，联系上了47个肝友。有人建了QQ群，大家在群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应付生活中无边的苦难的。所以，自己需要别人帮助，自己也要帮助别人。”　　——茨威格

　　自助助人让他们很快乐

　　除了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们还联合起来一起团购抗排异药品、集中时间向医生在线咨询。他们成立互助会，每人出100元，哪个病友病了，就从基金里面抽出钱来，前去看望。

　　在彼此熟悉后，他们还走出湖北，联系上全国各地的肝友。上月下旬，肝友喻俊文的胆道出了问题，在武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肝友们知道了，积极跟上海肝友联系，上海的肝友赶紧在当地联系医生。当喻俊文赶到上海时，当地的肝友连专家号都帮他挂好了。

　　他们还经常跟魏来医生联系，如果得知有患者要做肝移植手术，他们就去给患者进行术前打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予他们勇气和力量。“暴走妈妈”陈玉蓉母子也曾受到过他们莫大的鼓舞。

　　对于肝友会的明天，会员“慢乐武汉”说，他们希望能够联系慈善机构，给那些因移植手术致贫的家庭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还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医保政策支持，减轻自费负担。

　　专家分析

　　抱团让他们找到归属感

　　武汉市心理医院心理咨询师周娟介绍，肝移植手术创伤很大，移植受者的人生观和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回归社会很难，需要寻求新的社会支持系统，找到归属感。“有过共同经历的人，心理上更容易接近。”周娟说，一般人安慰他们，他们可能产生逆反心理，觉得别人不了解，甚至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都是“过来人”，鼓励的话语更能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周娟说，他们“抱团取暖”，还尽可能地做一些有利于他人的事，这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更有利于术后的心理和生理康复。